引言：这不是一场税率游戏，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博弈
“特朗普要对每一个贸易伙伴收税，连南极企鹅岛都不放过。”这是洒家昨日的调侃，但此间有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关税战不是即兴的，而是一套完整的策略，解决“贸易不平衡”入手，和交易对手乃至地缘政治战略对手进行制度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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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亚洲交易策略主管穆罕默德‧阿帕巴伊（Mohammed Apabhai）上周四的一篇报告准确预判了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税率。以下为报告全文。
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分析特朗普总统决策过程的框架。
第二部分：指出了贸易战的关键点和最重要战场。
第三部分：分析美国关税政策的6个目标，并提出6种关税税率假设/场景。
第一部分
在特朗普总统预计于4月2日宣布关税措施之前，我们探讨了可能的结果，并提出了一个分析特朗普总统决策过程的框架。
假设两个人在玩一个游戏————A得到了100美元，但必须与 B 分享。A提出给 B 多少钱的提议，B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 B 接受提议，双方将按约定金额获得钱；如果B 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任何钱。A应该提出多少金额的提议?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数学中是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学最精彩的部分永远是数学。乍一看，似乎“公平”的提议应该是五五分成。直到意识到 B 方一无所有时，即使1 美元的提议也比他最初的状态要好。纳什均衡的最优解是A 方提出尽可能小的金额。然而，如果 B方知道A 方将带走大部分钱，不公正感可能促使 B 方拒绝提议，因为他明白自己给 A方造成的损失更大。
这一“最后通牒问题”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其应用范围广泛，包括保险索赔、工资谈判，以及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贸易战。保险公司通常提供索赔金额的约 11%，这依赖于索赔人对经济救济的迫切需求、希望问题尽快解决的心理，以及保险公司自身的财务实力来压低报价。在某些效用条件下可以证明，A方提供且 B 方认为可接受的最优金额是30美元。低于30美元的报价往往会被拒绝，因为它会引发不满情绪。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成百上千的观众重复了这一实验 (在达成交易时不得不送出大量金钱)，各国及各职业间的差异显著。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观众更愿意达成公平交易，而医疗工作者也倾向于提供50%的分成。律师群体通常提供约 30%，金融从业者则倾向于低于 30%(常常不足10%)，且随后似乎遭遇最高比例的拒绝交易情况。
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观察这一现象颇为有趣。当我们审视双边贸易份额时，发现自全球金融危机(GFC)以来，美国的份额平均仅为 21.1%，这引发了不公平感。
2019 年美中达成的贸易协定旨在纠正这一失衡。然而该协议显然未能奏效——特朗普总统离任时，美国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仅从2018年的18.2%增至 2020年的22.4%；而到拜登总统离任时，这一比例也仅升至 24.5%。双边贸易的低占比令美国心生不满。
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抑制贸易逆差和增加美国双边贸易份额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从统计数据来看，这几届政府之间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特朗普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引入关税。人们常常认为特朗普总统提到的数字是随意的————他只是为设定的关税税率提出一些相当随机的数字。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些行动背后可能有一个计划。
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4296 亿美元商品，仅出口了 1397亿美元，双边贸易总额达5693 亿美元，贸易逆差为 2899亿美元。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加征关税会带来多少收入————在此情境下，关税被视为一种美国税收，部分将由中国出口商承担 (2019 年他们被迫通过削减利润来消化关税)，部分由消费者承担。目前尚不清楚新一轮关税的负担将落在谁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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