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历史周期大碰撞（二）

什么几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实都是缓兵之计

读者旁友们：

继续昨天的话题，探讨美国和厉害我国的历史周期，希望通过对这个话题有深度的阅读、思考和讨论，能够让我们对未来大局的走势有个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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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周期理论”（Generational Theory）最初是由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基于美国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所提出的，因此在研究视角和理论验证上更集中于美国及其文化传统。他们在著作中主要通过回顾英美世界从清教徒时代（17 世纪）到当代的社会危机与世代更迭来总结四个“转折期”的循环规律。

不过，由于其核心假设（社会—政治体系的周期性演变、世代角色的更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有一些学者或媒体尝试将这个理论框架运用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中去观察，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拥有相似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有时人们也会把“第四次转折”放在全球化和当代地缘竞争的背景下来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世代周期理论本身并非主流社会科学界公认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理论”。它在美国研究界、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仍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该理论对于美国或“盎格鲁-新教”传统国家的社会演化有一定解释力，但能否适用于文化差异甚大的国家（如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仍需谨慎看待或进一步研究验证。

总体来说：

1. 理论起源及验证范围：施特劳斯和豪所着重剖析的是美国历史。他们在美国语境下收集和分析了大量数据、社会事件与世代特征来构建其模型和周期模式。

2. 在其他国家的可行性：对于拥有类似英美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在某些与美国同样经历大规模现代化与工业化冲击的社会，该理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提供启示。但具体能否“严丝合缝”地适用，需要结合当地的历史背景、文化差异、政治制度等因素去评估。

3. 争议与批评：由于“世代”与“转折”的划分与边界在不同社会里未必一致，很多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对其跨文化适用性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该理论对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了过度简化，或是带有美式“宏大叙事”的倾向。

因此，如果把世代周期理论当作一种“宏观历史社会学”视角来参考，它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政治的周期性兴衰，以及为什么每隔数十年就会出现一场深刻的制度或文化危机。但若要将之推广到全球范围，每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都需要谨慎斟酌。

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式的世代理论，以及中国的朝代周期论。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五百年历史基本上是由较长时间的大一统朝代和较短时间的分裂朝代组成并轮替。我们不考虑具体的时长，只是从大一统朝代的角度来看，比如从最早的夏商周，到秦汉、隋唐、明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统一了中原的中央集权朝代是否也有类似美国世代理论这样的明显转折？」

比如：大一统朝代刚刚建立，休养生息，经济和人口都有所恢复，迎来所谓的盛世；之后就是军力增强，开疆辟土，击退异族；接下来是奢靡之风兴盛，地方势力崛起，中央式微；最后是遇到天灾、饥荒、农民起义、异族入侵等，天下大乱，经济倒退，人口减半、朝代更迭。

将美国的“世代周期理论”（Generational Theory）与中国的“朝代周期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确实都在探讨「社会政治秩序如何在繁荣与衰落、统一与分裂、内部改革与外部冲突的周期中往复演变」这一宏观问题。

不过，由于两者背后所依托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它们呈现出的周期模式与时间尺度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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